是可忍,孰不可忍?
这句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听得最多的含血喷天的“造反派”语言却原来出自于温良恭俭让的孔圣人之口,只不过是作的另一种 通俗理解罢了,即“这样的事都可以容忍,还有什么样的事不能 容忍呢?” 那就非要血战到底不可了罢!
回到圣人的话上来,不管对“忍”字作那种理解,他对季氏的深恶病绝之情都是溢于言表的:季氏真是不像话,居然在家庭 舞会上玩起了天子的排场,那他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做得出来呢?换 句话说,季氏的所作所为,已经是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”,要 造反夺权,取代国君的地位了。
孔子一生为维护周朝礼制而努力,面对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, 怎不令他痛心疾首,发出沉重的感叹呢?
本章与前章都是谈鲁国当政者违“礼”的事件。对于这些越礼犯上的举动,孔子表现得极为愤慨,天子有天子之礼,诸侯有诸侯之礼,各守各的礼,才可以使天下安定。因此,“礼”,是孔子政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范畴。
仁德是礼乐的前提。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仁德,像季氏那样,僭越天子之礼,滥用天子之乐,那礼乐对他还有什么意思呢?
说穿了,文化也好,艺术也好,都是为道德传播,更进一步 说,都是为政治的等级制度服务的,所以,一定要服从于道德和政治的前提。
孔子又说:“奢侈显得骄傲,节俭显得寒伧。与其骄傲,宁可寒 伧。”(《述而》)
可见,孔子虽然十分重视礼仪,但却反对形式主义的排场,而强调 内心和感情上的符合礼仪要求。
以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对照圣人的要求,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。一般礼仪不从简而尚奢,越奢侈越有排场就越体面越风光。丧礼更是铺张而无真正的悲哀。所谓“红白喜事”,那“白喜事”本是为避讳而言,现在对很多人来说倒成了名实相符的喜事了。比如说家里老人寿终正寝,一喜少了一个负担,一个拖累;二喜可以收礼钱,借此发一笔不大不小的财;三喜有遗产;四喜可以借机聚赌,麻将直打到丧事办完。这样的丧礼,有几个人内心里是真正的悲哀呢?
假若圣人活到今天,眼见我们今天的排场,真不知道要感慨到什么 程度哩。
在孔子的思想里,有强烈的“夷夏观”,以后又逐渐形成“夷夏之防”的传统观念。在他看来,“诸夏”有礼乐文明的传统,这是好的,即使“诸夏”没有君主,也比虽有君主但没有礼乐的“夷狄”要好。这种观念是大汉族主义的源头。
祭祀泰山是天子和诸侯的专权,季孙氏只是鲁国的大夫,他竟然也去祭祀泰山,所以孔子认为这是“僭礼”行径。此章仍是谈论礼的问题。
温文而雅,颇有绅士风度的君子之争。
赛前揖让,赛后喝一杯。
多么令人神往!
这算不算“友谊第一,比赛第二”呢?这又是不是有点奥林匹克的精神呢?
其实,又何止体育竞赛,举凡政治角逐、商业竞争、技术开发、文艺比赛,人生舞台上的方方面面,何处不应该提倡一点君子之争的风度呢?
子夏从孔子所讲的“绘事后素”中,领悟到仁先礼后的道理,受到孔子的称赞。就伦理学说,这里的礼指对行为起约束作用的外在形式——礼节仪式;素指行礼的内心情操。礼后于什么情操?孔子没有直说,但一般认为是后于仁的道德情操。孔子认为,外表的礼节仪式同内心的情操应是统一的,如同绘画一样,质地不洁白,不会画出丰富多采的图案。
文化与历史的承传不可割断。
任何一个民族,一个国家,如果不重视自己的历史,自己 的文化传统,则无异于自毁自灭,使后代人无法考证。
圣人在这里以杞、宋两国为例强调历史文献的重要性。
今天,我们常常以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自豪,这里 面是不是有儒学先贤的一份提倡之功呢?
在孔子看来,一个人的等级名分,不仅活着的时候不能改变,死后也不能改变。生时是贵者、尊者,死后其亡灵也是尊者、贵者。这里,他对行禘礼的议论,反映出当时礼崩乐坏的状况,也表示了他对现状的不满。
孔子认为,在鲁国的禘祭中,名分颠倒,不值得一看。所以有人问他关于禘祭的规定时,他故意说不知道。但紧接着又说,谁能懂得禘祭的道理,治天下就容易了。这就是说,谁懂得禘祭的规定,谁就可以归复紊乱的“礼”了。
祭祀贵在虔诚,心诚则灵。
祭祀祖先要像在祖先面前一样恭敬,求神要像在神面前 一样虔诚,这就是所谓“如在”的心。
既然如此,当然不能请他人代劳。所以孔子说,如果 自己不亲自参加,那就等于没有参加。别人替自己烧香 求福是没有用的。
祭祀如此,做人的道理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一个人立身处世,成家立业,都应该有这种“如在” 的心,做到表里如一。否则,表面一套,内心一套, 当面一套,背后一套,鬼鬼祟祟,躲躲闪闪,活在世上 又有什么意义呢?
从表面上看,孔子似乎回答了王孙贾的有关拜神的问题,实际上讲出了一个深奥的道理。这就是:地方上的官员如灶神,他直接管理百姓的生产与生活,但在内廷的官员与君主往来密切,是得罪不得的。
孔了对夏商周的礼仪制度等有深入研究,他认为,历史是不能割断的,后一个王朝对前一个王朝必然有承继,有沿袭。遵从周礼,这是孔子的基本态度,但这不是绝对的。在前面的篇章里,孔子就提出对夏、商、周的礼仪制度都应有所损益。
俗话说,问者不相亏。
谦虚好学,不耻下问,这既是礼的精神,也是做人的学问。
孔子不仅要求学生这样做,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,做出表率, 这大概也是圣人风范的体现吧。
“一个人能力有大小,单只要有这点精神,就是一个高尚的人,一个纯粹的人,一个有道德的人,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(毛泽东《纪念白求恩》)
更何况,衡量箭术的主要标准本来就在于能否射中靶心,是十环还是九环,何必要去苛求他能否射中靶心呢?
射箭如此,为人处事也是如此。有的人对别人太过苛求,别人也反过来苛求于他,结果等于他自己作茧自缚,活得非常拘谨非常累。
所以,我们对人对事都要多一份理解,少几分苛求。只有这样才能使环境宽松,人际关系不那麽紧张,大家心情愉快,过得轻松自在。
按照周礼的规定,周天子每年秋冬之际,就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,诸侯把历书放在祖庙里,并按照历书规定每月初一日来到祖庙,杀一只活羊祭庙,表示每月听政的开始。当时,鲁国君主已不亲自去“告朔”,“告朔”已经成为形式。所以,子贡提出去掉“饩羊”。对此,孔子大为不满,对子贡加以指责,表明了孔子维护礼制的立场。
虽然说”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“但不被人理解毕竟不是一件 值得高兴的事,所以就连圣人也不由得发生了感慨。
尤其是,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,大家都不按礼节办事了,而你却口口声声吁礼节,时时处处尽到礼数,不被别人以为是谄媚讨好才怪。
不用说得那么极端,就是在一个单位上,一家公司里,如果你处处对领导人尽礼,时时按领导人的意图办事,也难免会被旁边的人认为是拍马屁。而在你看来,这本来是作为下级对上级所应该作到的呀!
这就是理解的困难。
话说回来,既然圣人都有不被人理解的苦衷,你我凡夫俗子又有什么想不通的呢?总之是立身处世的艰难罢了。
古往今来都是同样的道理。
上有礼,下有忠,这是一种以心换心,投桃报李的领导艺术。
相反,在上者如果对部下无礼,呼来唤去,部下也就很难对他的上级尽忠了。
礼与忠,慈与孝,这些都是儒家政治中对立而又统一的范畴。君礼臣忠,父慈子孝,相反,就会出现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的礼崩乐坏局面了。
在礼与忠这一队范畴中,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礼的一方面,也就是领导者的一方面。所以,做领导的人一定要礼待下级,以此来激发下级的忠心,使之不仅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,而且心悦诚服地接受你的领导。
孔子对《关雎》的评价,实质上表达的是他对情感控制的看法,也就是凡事讲求适度的“中和之美”,再进一步深究,就是《中庸》里面所说的:“ 中庸其至矣乎!”
以中庸之道来评价美与艺术,处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。
值得注意的是,这种评价和处理不同于后世的“道学先生”一味否定情感,而是肯定了“乐”与“哀”的合法地位,只不过要求“乐”与“哀”都不过分 ,都有所节制罢了。
这当然是一种古典的审美观,也是具有古典情趣和修养的人才能做到的。对现代人来说,崇尚歇斯底里的先锋艺术,寻找强烈刺激,追求“过把瘾就死” 的生活,哪里还有什么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的涵养呢?
这就是时代的差异吧。
孔子不满意宰我关于“使民战栗”的解释,因为它不符合德政爱民的思想。但周代又确实用栗木做的土神牌位,所以孔子也不好正面批评宰我,而只是从思想方法上来说,既然已经过去了的事,就不要去追究它了。
不管这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,孔子这里所表现的,到的确是一种既往不咎的 宽恕精神。
所谓破镜难圆,覆水难收。生米既已煮成了熟饭,说也无益,劝阻徒劳, 追究也于事无补,不如不说的好。
人们常说: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”或者说:“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; 既往不咎,立功受奖。”
是不是都是这种宽恕精神呢?
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对管子曾有数处评价。这里,孔子指出管仲一不节俭,二不知礼,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批评,出发点也是儒家一贯倡导的“节俭”和“礼制”。在另外的篇章里,孔子也有对管仲的肯定性评价。
孔子对学生的教育内容极为丰富和全面,乐理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一章反映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和音乐欣赏水平。
孔子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,已经是十分有影响的人,尤其是在礼制方面,信服孔子的人很多,仪封人便是其中之一。他在见孔子之后,就认为上天将以孔夫子为圣人号令天下,可见对孔子是佩服至极了。
孔子在齐国听到《韶》乐时“三月不知肉味”(《迷而》)如此沉醉,当然 会认为它尽善尽美了。
但他为什么会认为《武》乐内容不够好呢?这是因为,舜的天子之位是禅让而得,所以孔子认为他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乐曲“尽美”又“尽善”,而周武王的天子之位是由讨伐商纣得来的,尽管是正义的,但却“未尽善”。
可见,孔子评论文艺作品是以政治标准为前提的,也就是说,政治标准第一,艺术标准第二。
撇开对艺术的评论而运用于生活于事业中,尽善尽美的标准是对于完美的追求,表现出严肃认真而执着的生活与工作态度。说起来,依然是一种古典主义的精神,在今天行色匆匆的现代人身上似乎不多见了。
没有什麽值得观察的,当然也就是被否定的对象了。
这里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“居上不宽”的问题。在另外的地方,孔子曾反复从正面说:“宽则得众。”(《阳货》、《尧曰》)宽容就能得到群众拥护。并把“宽”作为“仁”的五个方面内容之一。
荷裔美国作家亨德里克。房龙曾写过一本有世界影响的名著《宽容》,把宽容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。
如果说,宽容对于一般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话,那麽,对于居于上位的领导人来说,就更应该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素质了。所谓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。”水太清澈了,清澈到像游泳池里的水一样,那时没有鱼儿能够在里面生存的;人太明察,太苛刻了,苛刻到像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一样,那是没有人愿意跟随你的。俗话说:“金无赤足,人无完人。”其实也是说的这个道理。再中国历史上,有许多“宽则得众”的著名典故和故事,诸如楚庄王绝缨尽慷,孟尝君不杀与自己夫人通奸的门客,汉高祖重用陈平,曹操下《求贤令》选拔那些虽然有这样那样缺点但确有才干的人,唐太宗不追究郭子仪的儿子得罪自己,宋太祖宽容受贿的宰相赵普,宋太宗宽容酒醉的功臣孔守正和王荣,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而与此相反,因“居上不宽”而自食其果的例子也同样是不胜枚举。
因此可以说“居上不宽”是领导者的致命伤,而宽容的肚量则是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起码要求。越是进入民主的时代这一点就越发突出。这是所有领导者或想做领导者的人必须牢牢记在心上的信条。